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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憶之場：法國國民意識的文化社會史》（第三版） ... 內容簡介 《記憶之場》匯總了法國集體記憶史研究成果。全書以諾拉所提出的「記憶之場」（les Lieux de Mémoire）這一概念為核心，通過對記憶場所的研究，探詢殘存的民族記憶，以期找回法蘭西群體、民族和國家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中譯本從原書三大卷近五千頁中選取了 11 篇文獻，按「記憶與歷史」「記憶與象徵」「記憶與敘事」三個主題組織而成。這些文獻除了有諾拉親自撰寫的、闡述整套書史學思想的綱領性文章《歷史與記憶之間：場所問題》，還涉及了法國國慶日、《馬賽曲》、艾菲爾鐵塔、環法自行車賽、貞德、法蘭西共和國格言「自由·平等·博愛」、拉維斯的《法國史》和普魯斯特等，不但有理論的觀照，更有中國讀者熟悉的法蘭西標誌性建築、人物、事件等。 編者簡介 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1931— ），法國著名歷史學家和學術編輯，著有《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現在、國民、記憶》《法國研究》等，主編三部七卷本《記憶之場》。 1993 年，《記憶之場》獲得法國最高國家學術獎，同年「記憶之場」（Lieux de mémoire）詞條被收入《羅貝爾法語大詞典》。 2001 年，諾拉當選為僅有四十名定員的法蘭西學術院院士。 書籍摘錄 如何書寫法蘭西歷史（節選） 所有的法國史都有一個共同點，無一例外，那就是假設那個有機整體——即法蘭西實體——是由現實的整體構成的，建立、分析、對比、平衡這些現實是歷史學家的工作。這些現實或屬於歷史範疇——日期、人物、事件，或屬於地理或地理歷史範疇，或屬於政治範疇——國家、權利、政府、行政，或屬於經濟或社會範疇，或屬於物質或制度範疇，或屬於精神或意識形態範疇。總之，無論多麼複雜，始終是現實，圍繞著它們，人們建立起了多層次的決定論，不管這個決定論有多麼複雜，也不管其中有多少偶然或必須因素。如潮水般持續湧現的法蘭西歷史著作想讓我們相信存在很多為書寫這一歷史提供榜樣的大模型，實際上這類模型的數量並沒有那麼多。我們在書中也試圖展示這一點。如果只考慮那些時至今日依然重要、仍然直接影響著我們的模型，可以列出浪漫主義、實證主義及年鑑派。簡言之就是米什萊、拉維斯和布羅代爾。米什萊模式試圖把所有物質和精神因素都統一於一個活體，因為米什萊想要成為第一個「深入宗教、經濟、藝術行為多樣性發展的無限細節中」的人，第一個把法國視作「靈魂和人」的人。拉維斯用科學鑑定法仔細篩查了所有的民族傳統。而布羅代爾——從他那部不幸未竟的不朽著作來看——試圖獨立考察歷史的各個階段，融合維達爾的地理歷史學觀，以經濟學大循環為起點推演出一個綜合命題，後者是法國唯一一個靈活調整並運用馬克思主義概念的研究。而這部著作唯一公開發表的部分處理了一個包括物質地理學、人口地理學和經濟地理學的驚人整體。但在上述三種情況下，歷史學家們都是用實際發生的過去來解釋現在，重新建立歷史連貫的脈絡，甚至對於干擾級別和意義截然不同的層次來說也是如此。 我從來沒有懷疑過這些現實的存在，本書介紹的法蘭西也沒有絲毫的虛構成分。但是，當我們拒絕將象徵性局限在某個特定領域，以便將法蘭西定義成一種象徵性現實時——其實也就是拒絕一切有可能把法蘭西簡化成幾個既定現實的定義——通向另一段歷史的門隨之開啟：不再是決定論，而是決定論產生的效果；不再是記憶以及紀念行為，而是這些行為留下的痕跡以及紀念的遊戲；不再是事件本身，而是它們在時間中的構建，它們意義的消弭與再現；不再是如實發生的過去，而是人們對它們的不斷使用、利用和濫用，以及它們在不斷綿延的現在中臻於完美的傾向；不再是傳統，而是傳統組成及傳承的方式。總而言之，不是重生，不是重建，甚至不是再現；只是回憶。記憶不是回憶，而是身處現在，對過去的統籌布局和管理。因而也就是「二手」的法國史。 因此，優先考慮歷史文獻，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承認歷史文獻的必要性，無論如何都算不上是一種迂迴策略，也就是說不是為了避開困難，從一份看似可信的對不確定的法蘭西之不確定歷史的綜合分析中，獲得關乎科學、道德、公民的不可能性後果。恰恰相反，恕我直言，這樣做其實是緊密地、順從地投入歷史運動自身深入的發展進程，一個多世紀以來，歷史發展的進程在不斷提速，一門研究歷史的科學學科的出現即標誌著其開端。在連續的發展或具有決定性的更新中，作為科學和意識的歷史一直致力於在現代人認為正在經歷和曾經經歷的事物與對這一記憶庫存儘可能準確的科學評估之間劃出一條清晰的界限，一種可控的斷裂，因為每一次歷史發展都與大動盪造成的衝擊緊密相關，而大動盪會引發歷史源頭、發展方式和興趣中心發生整體性變遷。 ... 因此，就在本書詳盡描寫的條件下， 1870 年戰敗的創傷及對德國的敵視促使人們藉助成文的且經過驗證的資料，將確立或批判地審視傳承下來的全部民族傳統視作一種不容置疑的且具有歧視性的迫切任務。這就意味要明確劃分敘述性資料與檔案性資料的界限。在關鍵性斷裂之後，也就是 1914 年戰爭和 1929 年經濟危機之後——經濟危機的時間恰好與《年鑑》產生的時間重合，很具有象徵意義——得益於經濟和人口統計學的發展，人們發現了一種結構性斷裂，這一斷裂在於將中長期決定——中長期決定的存在是一個毋庸置疑的現實——與個人或集體意識的經歷對立了起來，而這些中長期決定與社會和個人生活緊密相關，支配著革新節奏，支配著個人和社會生活的長短，支配著它們結合的時間，支配著它們免遭流行病侵害或致富的可能性，支配著它們相愛、閱讀和說話的方式。著名的布羅代爾時段便屬於這種斷裂的範疇，它們對於打破歷史時間的均質性假象做出了重要貢獻。在同一種既向縱深又向水平發展的歷史運動的作用下，去殖民化運動的衝擊和經濟的騰飛——二者不僅打破了與某個英國人口統計學者所說的「我們失去的世界」之間的縱向聯繫，同時還突然與那些蒙田式的「食人族」，即與我們完全不同的同胞們所組成的世界建立起了穩固的橫向聯繫——讓人們意識到並開始科學地研究我們與自身之間存在的距離，以及我們在時間之中的斷裂；同一時間，精神分析的廣泛傳播令這種斷裂可以為我們所理解，在我們眼中變得熟悉。讓我們稱之為人種學斷裂吧。這種斷裂尤其促使產生了「心態」史、對邊緣群體——我們的被殖民者——的興趣，也促使人們將大量沒有明顯時間性——例如氣候、身體、神話、節日，或表面看來無關緊要的話題——例如烹飪、衛生、香水，或更有甚者，在媒體作用下對輿論、圖像和事件產生的新的濃厚興趣，一一搬上了歷史舞臺。在這一點上，我們把 1962 年阿爾及利亞戰爭的結束——時間表上另一個象徵性的重合——和一部在此期間問世的扛鼎之作，即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瘋狂史》（Histoire de la folie）放在一起進行了比較。「×××的起源」曾出現在斷裂第一階段的諸多著作的封面，緊隨其後的是「×××的結構」之類的說法，現在「×××的誕生」占據了霸主地位，它表明了某種秩序的確立，這種秩序既是自身的歷史，也是別人的歷史。在這一時期，歷史學家們——也就是我們自己——開始談論「客體」，而不再談論主體，儘管討論的內容幾乎完全相同。我們今天所經歷的斷裂屬於歷史的同一種無止境的回歸，是同一種又擴大的裂縫的後續和延續，不同的是，這種斷裂完全算得上是對全部歷史傳統的徹底拋棄及重拾。 這種斷裂，我們只能稱其為歷史編纂性斷裂，它比其他斷裂更發散，但也更激進。說它更發散是因為它處於許多現象的交匯處，而每個現象本身就十分複雜且意義深遠，例如後戴高樂時代政治及民族的衰落、革命思想枯竭造成的後果以及經濟危機衝擊產生的影響。說它更激進是因為，介於「第二次法國大革命」初期與第三個千年臨近結束之間，上述三種現象組合在了一起，組成了一個新的雲團，後者深刻改變著與過去的聯繫，以及民族意識的傳統形式。 歷史，更確切地說是民族史，通常是從未來的視角書寫的。面對已逝的往昔表現出的大量不確定性，人們正是根據隱性的有時甚至顯性的觀念，根據未來本該或可能顯露的模樣，來重新收集集體需要保留的東西，以便對抗宿命，做好應有的準備。這就將現在變成了簡單而永恆的過渡，將歷史學家變成了半見證人、半先知的擺渡者。粗暴地說，對未來的預測、對過去的重拾是通過三種容易理解的模式完成的：可能出現的復興（舊制度、領土完整、極度基督教化的法國）、可能實現的發展（人類對自然和自身的掌控、對事物的組織）、可期待的革命及重新開始的歷史。時間的嚴酷本色相繼榨乾了這三種模式帶來的希望與幻想。未來無限開放卻毫無出路，過去重新墜入昏昧，而現在夾雜在不可預見因而令人窒息的未來與千變萬化因而變得臃腫的過去之間，成了我們理解自身的範疇。但這是一個不斷膨脹的現在，其中只有變化是永恆的，而且只有透過充滿新魅力、新奧秘的過去才能把握自身。這個過去是一個避難所，被史無前例地看作蘊含了某些秘密，這些秘密不僅是我們的「歷史」，還是我們的「身份」。 ... 這是抽身和回歸的奇怪時刻，在這樣的時刻，法國人不再準備「為祖國捐軀」，但一致認為應該發掘對它的興趣和迷戀。在這樣的時刻，不單單是法國的歷史、政治、經濟、社會，還有而且特別是法國的風光、考古發現、物質遺產、傳統、藝術，以及能證明法國存在的幾乎最細微的證據，都被提升至新的高度，值得愛護，值得留存，值得了解，而且都被賦予了遺產的尊嚴，對這一遺產，我們已經搞不清從何而來，有何用處，但它們仍然彌足珍貴。在這樣的時刻，民調顯示出了一種共識被達成的趨勢，多數派在大革命之後第一次相當普遍地認可了大部分制度——哪怕他們不得不對這些制度做出調整——各個政黨，即使是極右翼政黨都標榜自己是共和國的一部分。在這樣的時刻，那些一貫存在的對抗，即新法國與舊法國的對抗、世俗法國與宗教法國的對抗，還有情況稍好些的法國右翼與左翼的對抗，全都喪失了其特有的犀利，因為就連只知道跟風的共產黨和風頭正勁的「國民陣線」都表明了——至少在口頭上——他們對民主原則的贊同。 但在同一時刻，教化信息上盤旋著一種全新的不定性；在同一時刻，為教會學校爭取自由的行為引發了戰後最大規模的街頭遊行；在同一時刻，政治演講的閃爍其詞耗盡了政客們的信用；在同一時刻，任何對「福利國家」體系最微小的改革都會把神聖原則推至風口浪尖；在同一時刻，任何對拼寫方法的改革都會引發憂慮；在同一時刻，遵循人口需求被不斷修改的國籍法本身就足以因馬格里布移民現象的大量存在而引起對民族定義問題的大爭論；在同一時刻，一切對過去，甚至是久遠過去的回憶，都會突然喚醒遠古時代的魔鬼，而人們本來以為他們已經睡去不會再醒來。 是的，奇怪的時刻，一方面，那個即便深度分裂也仍「占統治地位並且自信的」法蘭西消失了，另一方面，超越狂熱民族主義的反射弧——比如強弩之末的雅各賓主義——出現了一種全新的觀念：對法蘭西獨特性的迷戀，對民族現象之源頭和根基的發掘，對表達的豐富性和多樣性所抱有的多視角且幾乎不加區分的好奇。仿佛法蘭西不再是一種將我們分裂的歷史，而是成了一種將我們聚合起來的文化，成了一種財產，而其中的共有部分被提升至家庭財產的地位。我們從一種民族模式過渡到了另一種。 我曾試圖在前一部結尾部分定義這種過渡。讓我們再來總結一下。從 1914 年戰爭結束到阿爾及利亞戰爭結束，經典的、福利國家的、普世的和彌賽亞式的模式已逐漸土崩瓦解，儘管法國已躋身有核國家的行列，戰爭最終還是讓人們意識到法國已經衰落的事實。在此之前，民族觀念因將自身等同於國家力量而堅不可摧，甚至那些原本可能會令國家滅亡的考驗都只能讓人們更加相信，這個國家是偉大的，並且將會繼續偉大下去。這個國家是一個建立在土地和領土基礎上，在國界上防止鄰國入侵的軍事保障。但它同時也是民族活力的載體、保護人、媒介和執行者。其他國家都將國家凝聚力的動因與維繫團結的秘密歸功於經濟、宗教、語言、社會或種族群體甚至文化因素，法國則將它們歸功於國家主動且具有持續性的行為。與鄰國不同，法國經歷了兩種極端經驗：專制制度和「大革命」。與前者緊密聯繫的是其始終存在的反面，將民族重心重新交至身處權力中心的人手中，或者完全相反，將其託付給平民百姓。從後者中衍生出兩種有關民族意識的觀念，以回溯的目光來看，這兩種觀念之間的互補性大於矛盾性，它們是共和座右銘及人權所代表的法蘭西，以及「土地和逝者」所代表的法蘭西。 ... 而今天我們所見證的民族意識的深刻變動意味著一種完全不同的民族模式。這種模式符合法國逐漸穩定在中等實力國家行列以及融入歐洲共同體的現狀，這個共同體儘管時有紛爭，但仍保持著多樣性以及和平狀態。從內部看，與這種模式相對應的，是現代生活方式的普及、地方分權制度的發展、國家干預的現代模式，以及很難被傳統同化方式吸納的移民群體的大量存在。從政治角度來看，與這種模式相對應的，尤其是民族主義的衰落。一個世紀以來，我們已經熟悉了民族主義的衰落，作為民族國家最終形式的共和國建立後，時而將民族主義定型為雅各賓式的、激進的、愛國的左翼版本，時而又將其定型為保守的、反動的、巴雷斯莫拉斯式（Barréso Maurrassienne）的右翼版本。20世紀最重要的兩種政治現象，即戴高樂主義和共產主義，在本書用大量筆墨所描述的背景下，共同代表了一個民族革命的法國的最高峰，同時也是其「天鵝之絕唱」，它們共同又分彆強有力地推動了這一重大變化。 傳統民族主義的終結非但沒有導致民族意識的衰竭，相反地還釋放了其中蘊含的動力，這一點必須指出來。表現這一動力的是某一事物在力量和深度上的回歸——直至成為一種縈繞不去的東西——法國正是藉助這一事物得以與「偉大」一詞沾邊：這事物便是法國歷史的全部形式。從傳統標準看，民族情感似乎有所衰減。但與其說它改變了強度，不如說它可能改變了等級和表達方式。法蘭西帝國的統一範疇已不復存在，作為民族情感固定並固化場所的六邊形向高處和低處分裂，高處是歐洲、西方世界、民主國家，低處是諸如地區、家庭、故鄉等地區性現實。民族情感從肯定變成了質疑。從侵略性和軍事性變成了競爭性，因為一切都被投入對工業性能和體育記錄的崇拜。從犧牲的、陰鬱的、防備性的變成了愉悅的、好奇的甚至旅遊觀光的。本來是教育性的，現在變成了媒體宣傳；本來是集體的，現在是個人的，甚至個人主義的。一個可以像點菜那樣任君選擇的法國，一個可以照米其林地圖按圖索驥的法國。民族情感從前是公民意識，而今卻變得敏感甚至多愁善感起來；民族情感從前具有普遍性，而今人們恢復了它的特殊性。它從前是物質的，但從今往後將是象徵性的了。法國是不是其所有可能性的交集呢？ 今天，法國的歷史學家們被迫適應的，正是這種巨變。正是這種巨變強行要求向民族性回歸。這並非某種卑躬屈膝的虔誠作祟——某種享有優先權並且會像瘟疫般擴散的民族主義會打著科學的幌子滲入這種虔誠，而是因為民族範疇具有一種無可匹敵的穩定性和持久性。正是這種改變迫使我們履行記憶的責任。這並非出於唯古主義者的懷舊情結或博物館學的妄想，而是因為在一個延續性無與倫比因而迫使人們承受久遠歷史重量的國家，每次斷裂要證明其合理性，都需要以對過去的忠實為藉口，但這種合理性本身需要對過去做出不斷的重構和永恆的重複。英國人有傳統，我們有記憶。也正是這種改變迫使我們將論述對象徹底打散。不是像蝴蝶那樣從一朵花到另一朵花，從一個對象到另一個對象，而是因為核心動力產生了爆裂，粒子輻射到了很遠的地方。是這種改變迫使我們開始關心歷史文獻。不是因為我們喜歡做零碎的活計，或對事物隱秘的一面存有不良的惡趣味，而是因為，這些已經成形的大塊頭材料被帶到我們面前，它們出現，消失，被當作廢料又被重新利用，所有這些過程的實現方式，正是塑造我們的事物賴以建構自身的材料。最後，正是這種改變啟發我們用同一臺天平的秤盤，來掂量一下法國普遍主義傳統最高級的表達方式和製造這種傳統所用的最微不足道的工具的分量，因為我們要理解並儘可能呈現的，恰恰是那最具法國特色的事物能夠具有普遍主義傾向的原因。可惜在本書及其研究方法中，個人想像力和原野漫步式的描繪只能占據微不足道的篇幅！時間限制迫使我們必須做出回答，也只有這樣的回答才能適應現如今科學和意識的現狀。上帝居於細節，法國也同樣如此。 從整體上把握象徵意義和遺產價值的統一體，這意味著強行將有關它的所有敘述占為己有，意味著同它們做一場交易，一場深入且完全私人的交易，仿佛一種私領聖餐的活動，歷史學家在其中的角色也是全新的。每個參與這項事業的人都會強烈體會到這一點。既不是公證人，也不是預言家。只是闡釋者和中間人。依然是擺渡者，卻不再是過去和未來之間的擺渡者，而是盲目的索求與睿智的回應之間的擺渡者，在公眾壓力和實驗室里孤獨的耐心之間擺渡，在所感與所知之間擺渡。交流、分享、往來，意義由此產生，任務由此得到表達。 如果沒有集權的雅各賓主義，沒有「不自由毋寧死」，沒有「自由的敵人不能擁有自由」，那麼共和國還會剩下些什麼？如果沒有民族主義，沒有帝國主義，沒有國家的無上權力，那麼民族還會剩下些什麼？如果沒有普遍主義，那麼法蘭西還會剩下些什麼？這是對自我的認知。這個漫長的認知過程，它以同一種激情、同一種步調，將這些記憶之場變成了我的法蘭西，每個人的法蘭西，所有人的法蘭西。 題圖為電影《綠光》劇照，來自：豆瓣

文章來源取自於：

每日頭條 https://kknews.cc/culture/v5xo8my.html

博客來 https://www.books.com.tw/exep/assp.php/888words/products/0010750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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